Кино

前蘇聯(lián)搖滾之父。前蘇聯(lián)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出生的第三代韓裔移民，搖滾樂手兼電影演員。代表作：歌曲《血液型》、《變化》、《最后的英雄》、《星》；電影《針》、《阿薩》。
 
在中國，崔健(朝鮮族)被稱為中國的搖滾之父。在前蘇聯(lián)，也有一位姓崔，民族也和崔健一樣的搖滾之父——叫維克多-崔。6月21日是前蘇聯(lián)最后的英雄維克多-崔的生日，為了紀念這位英年早逝的英雄，特撰寫此文。
 
這世界上有一些已經(jīng)去世了但并沒有消失的人，在人類的歷史中一同呼吸，時常被記起的那些人，我們稱他們?yōu)橛⑿?。在已?jīng)解體的前蘇聯(lián)，有一個被稱為最后的英雄的人。他不是偉大的政治家，也不是偉大的思想家或是宗教人，更不是軍功卓越的軍人，他僅僅只是一個搖滾樂隊的主唱而已。為什么俄羅斯的年輕人把他稱之為最后的英雄？為什么在阿爾巴特2號他的追悼壁（又名痛哭之壁）前面至今還在響徹他的歌曲？為什么人們繼續(xù)在書寫懷念他的悼文？為什么他的墓碑前面的鮮花每天都是新鮮的？
 
維克多-崔1962年6月21日出生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克基烏爾達，父親是韓裔崔東烈、母親是烏克蘭出生的瓦蓮齊娜-巴錫爾耶夫娜。在他5歲時，全家搬到列寧格勒（現(xiàn)圣彼得堡）。日后在他去世后，從前蘇聯(lián)獨立的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之間，就他的國籍問題進行過爭論。最后這場爭論以國籍為俄羅斯，但標明出生地為哈薩克斯坦終結(jié)。不過至今哈薩克斯坦人很驕傲的認為維克多-崔就是哈薩克斯坦人，而且把他列為代表哈薩克斯坦的13名偉人之一。
 
對畫畫有著天賦的維克多-崔考上了謝洛夫美術(shù)學校。除了畫畫，他在文學和音樂方面更顯示出過人的天賦，15歲就開始自己作詞作曲。1974年在學校里和馬克西姆·巴徐科夫組織了名叫“第六病室”的搖滾樂隊。但搖滾在當時的蘇聯(lián)體制下是被視為反國家歌曲，維克多-崔也因為演奏搖滾樂的理由被學校勒令退學。被美術(shù)學校勒令退學后，維克多-崔考上列寧格勒市立第61技術(shù)專門學校，學習木刻。在學校里遇到阿列塞-魯賓、奧列格-巴利斯基等人，1981年組織了名叫 “加林和雙曲線”（Гарин и Гиперболоиды）的樂隊。在這個時期，遇到初戀情人阿魯卡基娜，嘗到了愛情帶來的酸甜苦辣滋味，《8年級女學生》就是為阿魯卡基娜所作。
 
在偶然的機會下，維克多-崔遇到俄羅斯當代最出色的搖滾樂隊“阿科瓦里姆（Akvarium）”的主唱鮑里斯-格列本許科夫。在鮑里斯的影響下加盟搖滾樂隊協(xié)會，通過與其他著名搖滾樂隊的交流，更加豐富了自己的音樂元素。而對維克多-崔慧眼相識的鮑里斯不惜屈尊出任了維克多-崔第一張專輯的制作人。當時因為奧列格-巴利斯基退出，維克多-崔組成了嶄新的樂隊，即成為舊蘇聯(lián)歷史上最偉大搖滾樂隊的KINO（意為電影）。在第一張專輯推出一個月之前，維克多-崔開始和馬蓮娜同居，馬蓮娜也出任了初期KINO的經(jīng)紀人。和馬蓮娜的同居也有很多波折，最大的理由是馬蓮娜的父母一點也不喜歡這個沒有正當收入，又是黑頭發(fā)黃皮膚的韓裔小伙子。在艱苦的情況下終于完成錄音，1982年KINO的第一張專輯《KINO45》出世。后面的45據(jù)說是因為演奏時間共45分鐘，維克多-崔即興打上去的。不過第一張專輯沒有引起多大反響，維克多-崔的生活依舊拮據(jù)。因為搞搖滾，維克多-崔未能正式畢業(yè)第61技術(shù)專門學校，以結(jié)業(yè)的形式走出校門。不過如今市立第61技術(shù)專門學校走廊正面，掛著最值得驕傲的畢業(yè)生維克多-崔的照片，整個學校里的裝飾幾乎都是維克多-崔的作品。
 
1982年，維克多-崔和KINO發(fā)表了第二張正式大碟《不著名的歌曲們》，這張專輯中有維克多-崔早期成名曲之一的“最后的英雄”。
 
1983年KINO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屆搖滾樂隊大獎賽，不過因為主辦方不可理解的判分，KINO遭到慘敗。因為此事，KINO內(nèi)部出現(xiàn)分裂，阿列塞-魯賓退出了樂隊。不過他的磨難并沒有結(jié)束。1984年和馬蓮娜正式結(jié)婚后，維克多-崔肩負一家之主的重擔，除了搖滾以外，還得干活養(yǎng)家。千辛萬苦之下找到的是坎察特卡鍋爐室的火爐工工作，在這里維克多-崔邊干活邊作歌，完成了第四張專輯《坎察特卡的隊長》。在他死后，這個小小的鍋爐室成為了象征俄羅斯自由和抵抗的圣地。（注：第三張專輯《KINO46》，其實是第四張專輯的DEMO版本）
 
1984年維克多-崔和KINO參加第二屆搖滾樂隊大獎賽，一舉獲得大獎，1985年再次蟬聯(lián)這個榮譽。1985年還發(fā)生了維克多-崔認為一生最高興的事情，是兒子阿列山德羅-崔來到這個世界上。
 
雖然已經(jīng)推出了四張專輯，不過維克多-崔依舊還是沒有被大眾認可的地下音樂人。遭受著貧窮的折磨，1985年KINO傾盡渾身之力完成了專輯《Noch》，但因為和錄音師的摩擦未能在當年出版，轉(zhuǎn)而推出了第五張專輯《這不是愛情》。市場對這張專輯的反應，和前幾張一樣，還是冷冷淡淡。
 
1986年，本該作為第五張專輯的《Noch》終于出版。因為連連遭遇失敗，誰都沒有對這張專輯抱以希望。不過這張專輯出人意料的成為市場的新寵，推出兩個月售出50萬張，再過幾個月銷量達到了驚人的200萬張。
 
維克多-崔的歌曲受到年輕人的歡迎，除了簡明有力的曲風以外，反映了當時年輕人心聲的歌詞更是主要原因，這一點上維克多-崔和崔健有極為相似的地方。“血液型”是維克多-崔最經(jīng)典的代表曲，看一看歌詞：“溫柔的安樂窩，不過街道在等待我們的腳步 / 軍靴上面如星光的塵埃…… / 舒適的沙發(fā)、格子紋絡的沙發(fā)套、沒有按時扣動的扳機 / 陽光照耀的日子只是在燦爛的睡夢中 / 雖然有付出代價的手段，但我不希望廉價的勝利 / 誰的胸膛我也不想踐踏 / 我希望和你在一起，我只是希望和你留在一起 / 不過天上高高的星星召喚我上路 / 我的袖口上記著血液型 / 我的袖口上有我的軍號 / 為沖向戰(zhàn)場的我祈禱吧，為我祈禱吧 / 不要讓我留在原野上 / 不要讓我躺在原野上 / 祈禱我的勝利，為我的勝利祈禱吧”
 
年輕人馬上能讀解了這個歌詞中隱藏的意義，即“這個世界就是你們的，不管付出什么代價，都得由你們自己來改變。戰(zhàn)斗吧！不要躺在荒涼的原野上，盡情戰(zhàn)斗吧！我會和你在一起，祈禱著戰(zhàn)斗的勝利和幸運……”家家傳出了這首歌，年輕人們在大街上高聲唱起了這首歌，KINO熱潮如旋風般瞬間占領了蘇聯(lián)全國。
 
有一個插曲能反應他們當時的人氣。KINO受邀去切利亞賓斯克的一所大學進行演出，坐了長長的時間到達切利亞賓斯克的KINO一行，被對他們持有反感的車站工作人員帶到警察局。警察局命令他們馬上回到列寧格勒，并軟禁了他們。無可奈何的KINO一行卻從窗外看到了不可思議的情景，手持蠟燭的年輕人們正包圍著警察局。這些年輕人是邀請KINO的大學生，聽到KINO被軟禁的消息，一傳十十傳百，進行蠟燭示威。“把KINO還給我們！”“我們要維克多-崔！”警察局長面對這樣聲勢浩大的示威，擔心會演變成暴動，只好允許KINO的公演。在蠟燭示威隊的護送下，KINO來到大學，過不多久操場上想起了維克多-崔和學生們齊聲喊唱的“血液型”歌聲。為了維克多-崔，蘇聯(lián)年輕人們勇敢的挑戰(zhàn)警察局這個國家權(quán)力機構(gòu)，并達成了他們的目的。變化就這樣在開始。
 
1989年推出的第八張專輯《最后的英雄》中，收錄著維克多-崔兩大代表曲之一的“變化”（另一曲為“血液型”）。這首歌的歌詞十分簡明的反應了當時蘇聯(lián)年輕人對自由的意志：代替熱氣的綠色的玻璃 / 待其火焰的裊裊煙火 / 月歷中的一天就這樣消亡 / 紅色的太陽燃盡 / 一天也隨著燃盡 / 燃燒的都市里落下夜色 / 變化！我們的心臟在要求 / 變化！我們的眼睛在要求 / 在我們的笑容和我們的眼淚中 / 還有我們靜脈的脈搏里 / 變化！我們等待變化
 
同一年維克多-崔拿出了第九張專輯《名叫太陽的星星》，這張專輯在俄羅斯賣出500萬張，不過考慮到當時盜版猖獗的情況，可以說最少賣出了2000萬張。1990年6月24日，舊蘇聯(lián)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情在莫斯科奧林匹克體育場發(fā)生，奧林匹克體育場的圣火為了KINO樂隊的公演燃起。在和創(chuàng)下紀錄的10多萬觀眾一起，維克多-崔唱起了“血液型”，尤其是唱最后一曲“變化”的時候，整個體育場因為歌聲在顫動。結(jié)束最后一曲后，維克多-崔想歌迷搖手致意，說了最后一句話。“過不多久的夏天，新專輯就出來了，到時候再見。”
 
不過，維克多-崔未能遵守這個諾言。因為一個月后，維克多-崔因為交通事故，離開了人世。
 
“我們是率先成熟的果子，死神會率先撲向我們。”——維克多-崔
 
1990年8月，維克多-崔接到了讓他興奮異常的消息，爺爺?shù)膰翼n國向他發(fā)出了演出邀請。“就是推掉其它演出，韓國我一定要去”，接到邀請后的維克多-崔興奮的向周圍人說。因為韓國是維克多-崔一直向往的地方，那里有著他的根。
 
1990年8月，維克多-崔到拉脫維亞首都利加拍攝MTV并抽空度假。8月15日，釣完魚開著車回到賓館的路上，對面開來的大巴從正面全力沖向他的小轎車，把他的轎車往后撞退了10多米，28歲的天才當場死亡。
 
維克多-崔的死亡充滿著重重迷霧，因為當局對事故的調(diào)查極為匆匆，肇事司機沒幾天就被釋放，然后失去行蹤，以至人們猜測這是KGB的所為。其實維克多-崔早已是當時蘇聯(lián)政府的眼中釘，他的歌曲尤為注重歌詞。其尖銳的歌詞破壞力極強，有些人甚至拿他的歌詞和俄羅斯夭折天才詩人葉賽寧的詩相提并論。他的歌詞，不，應該說是他的詩，具備了極強的感染力。他的以這個力量為基礎的歌曲，深深烙印在蘇聯(lián)年輕人心靈深處，使他成為了自由和抵抗的化身。他對年輕人的巨大影響，是保守派極度不愿看到的。
 
維克多-崔還被認為是影響戈爾巴喬夫的5人之一，戈爾巴喬夫曾約見維克多-崔，握著手說：“同志，為了perestroyka（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一起努力吧。”因為他的歌曲是perestroyka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僅僅這一點，就已經(jīng)是作為強硬保守派的KGB暗殺他的充分理由。
 
維克多-崔去世后的第二天，蘇聯(lián)所有激進派報紙都大大報道了他的死亡，但保守派的報紙則只字不提。激進派和保守派的對立如此鮮明，使得人們更加堅信他是被保守派暗殺的。
 
維克多-崔死亡的消息傳出后，蘇聯(lián)五個姑娘為他自殺，更多更多的年輕人前來希望能和他走完最后一段路。小小的利加市立醫(yī)院淹沒在人山人海和玫瑰花海中，因為歌迷極度狂熱的舉動，葬禮儀式被迫延期舉行。
 
隨著維克多-崔的去世，KINO樂隊自然解散。因為樂隊所有的作詞、作曲、編曲和專輯制作都是維克多-崔一個人操辦，沒有他的KINO根本無法存在下去。
 
不過他和歌迷約定的新專輯《喬爾尼（Черний）》還是如期面世，喬爾尼在俄語里面是黑色的意思。這張專輯一經(jīng)推出就銷售一空，黑市里的價格就是抬高到了原價的10倍，還是供不應求。包括這張遺作，維克多-崔一共完成了10張專輯和4部電影。
 
在他死后，彼得堡藝術(shù)家們籌款在他的墓地上制作了追悼碑，蘇聯(lián)各地還陸續(xù)出現(xiàn)了以他的名字為命名的街道。特別是莫斯科的藝術(shù)街道老阿爾巴特街2號出現(xiàn)了他的追悼墻（又名痛哭之墻），墻壁上寫滿了歌迷對他的思念。“維克多！你永遠在我們的心臟里。”“維克多！你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歌曲或許不能改變世界，但維克多-崔改變了我們。”
 
每年8月15日，俄羅斯的搖滾樂隊會自發(fā)的召開維克多-崔紀念演出。1993年，維克多-崔成為莫斯科明星廣場殿堂的一員，排在蘇聯(lián)永遠的國民歌手布索茨基之后。還被選為對perestroyka(蘇聯(lián)改革)最閃亮的星星，成為改變蘇聯(lián)歷史的13名為人中的一員。
 
不久前莫斯科市議會還批準在莫斯科大學附近建立“偉大的搖滾歌手維克多-崔建筑紀念碑”銅像，銅像的造型決定采用維克多-崔戴著墨鏡，光腳騎著亞巴（80年代古老的摩托車）的模樣。
 
“如果所有人都在睡覺，那會有誰去唱歌？”——維克多-崔
 
by Sabrina Jaszi & Steve Huey
 
One of Russia's most popular rock bands, Kino came to prominence during the Gorbachev era of glasnost and perestroika, and struck a nerve with many Soviet youths longing for a brighter, freer future. The group's legend was tragically cemented when frontman Victor Tsoi (sometimes Tsoy) was killed in a car crash in 1990, sparking a massive outpouring of grief rivaling that of icons like Kurt Cobain or John Lennon. The group remains an object of cultish adulation, manifested in graffiti, memorials, and tributes by lone guitar players in underground walkways throughout the former U.S.S.R.
 
As a 19-year-old, Tsoi formed the first version of Kino in his hometown of St. Petersburg (then Leningrad) in 1981, along with Alexei Ribin and Oleg Valinsky. In its first incarnation the group was called Garin i Giperboloidy (Garin and the Deathray) but one year later became Kino. The Soviet regime considered rock music a threat to its tenets of collectivism and uniformity, so Kino, like all groups of the time, was forced into the semi-anonymity of underground clubs and gatherings at friends' apartments. These so-called kvartirniks were often referenced by Tsoi in his compositions, as were other details of life under Soviet rule recognizable to listeners.
 
The chance meeting on a St. Petersburg local train (elektrichka) between Tsoi and Akvarium's Boris Grebenshikov led to the recording of Kino's first album. Grebinshivkov overheard Tsoi playing the song &Vse Moi Druzya Idut Marsham& (All My Friends Go Marching By) en route from one of his concerts and introduced the young musician to Andrei Tropillo, director of Lenningrad's first independent recording studio. Akvarium provided the muscle for Kino's 1982 debut, 45. After its release, the trio moved to Moscow and splintered; Ribin left in 1983, leaving Tsoi to complete their second album, 46.
 
In 1984, Tsoi formed a new version of Kino with guitarist Yuri Kasparyan, bassist Alexander Titov, and drummer Georgi Guriyanov; they debuted on that year's Nachal'nik Kamchatki (The Master of Kamchatka). A performance at St. Petersburg's second annual rock festival heralded their return, and their next two albums, 1985's Eto Nye Lyubov (This Is Not Love) and 1986's Noch (The Night), saw their reputation steadily growing. Perestroika under way, Gorbachev's new policy of glasnost ended the group's confinement to the underground and spurred them into the realm of national renown. Their sound had matured, branching away from Russian bard music, and more and more resembled American alternative rock, particularly R.E.M. and the icier side of the Cure. In particular, Noch, for which Tsoi engineered a sound emulating Duran Duran, made a great impact on audiences.
 
Tsoi began to pursue an acting career on the side in 1986, and bassist Igor Tikhoromirov eventually replaced Titov. In 1987 Kino first shared the stage with American Joanna Stingray, who would later marry guitarist Yuri Kasparyan and implement the recognition of Soviet rock in the States by producing the 1989 Red Wave: 4 Underground Bands from the USSR compilation; the album included six songs from Noch. Tsoi's film career was also picking up with the 1987 release of Assa, whose soundtrack included the song &(We're Waiting For) Change&; it would subsequently become a teen anthem and the group's biggest hit.
 
In 1988, the band released its most polished album, Gruppa Krovi (Blood Type), which even got a favorable write-up in The Village Voice in America. Tsoi pursued his film career, starring in Igla (The Needle), which was the second-highest-grossing film in the U.S.S.R. for the year 1988 and featured songs from Gruppa Krovi and the group's upcoming 1989 release Zvezda Po Imene Solntse (A Star Named the Sun). For the film's premier, Tsoi and Kasparyan trave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played their first and only American show.
 
On June 24, 1990, Kino played its last concert, for a crowd of 62,000. Tsoi died tragically in an auto accident in Riga, Latvia, on August 15, 1990. The band's unfinished album was released afterward as Cherniy Albom (Black Album). After the untimely death of its lead singer, the group gained legendary status. Tsoi lives on as the original catalyst of Russian rock & roll.